站在大区域角度去落实一体化的定位和方向。参与规划编制的专家指出，也应在生态环保问题上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杨思远表示，河北省每年给北京提供大量的水等资源，上游不允许建工厂，投资是地方上自己来搞，河北的财力又达不到，所以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比如生态补偿机制。三省市差异化并不明显，“一下子撒胡椒面，一窝蜂式无序竞争，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区本来应该错位发展，但是没有错位发展，形成的是互相制约而不是互相促进。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发展某一产业，关键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比如保定可以发展光伏产业，北京可以在中关村发展高科技产业园区。河北相对落后，地位也比较尴尬。比如河北省各城市在定位上也较为雷同，没有突出重点，应在一体化过程中重点选择，根据区域自身突出重点。对此，40Mn2无缝管表示，一体化既不能成为地方盲目发展非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地方扩展房地产市场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地方盲目扩展工业园区的借口。

    应该具有可实施性、可监督性的措施要求，如可以参照已经出台的“大气十条”和即将出台的“水十条”，出台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环境保护工作具体实施细则，此外，也要注意部分治污措施协同化，如在机动车污染问题上，京津冀地区在统一油品质量的基础上，可统一限排、统一限行。当务之急就是交通对接，“交通问题如果不解决，大城市病没办法解决。”

   此次京津冀三大规划上报国务院，在常纪文看来，京津冀一体化不单是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还意味着将在国家发展中间成为新的增长极，如此大规模的规划出台，势必需要中央的统一协调，听取各方面意见，常纪文说，“这是一大盘棋，不是各打各的小算盘。”终于升级到国家战略层面的“京津冀一体化”，这一过程走了30多年。这一漫长历程后面，是机制、利益的纠结。

    京津冀一体化规划分成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其由发改委制定，此外还有交通和环保领域的两个专业规划，三个规划将同步出台。原本计划于上月底出台的这三个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制定的最后阶段，即将上报国务院，获得批复后公布。京津冀一体化的重点是交通问题，其主要关注如何通过交通一体化来促进城镇化发展，并带动GDP增长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京津冀怎么一体化，首先就要交通一体化。”他说，“比如发展高铁、轻轨，打造一体化区域，为京津冀一体化创造便利交通条件。”

    早在2010年，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导致京津冀三地无法进行深层次合作的根本原因是行政阻隔，由于地方官员只考虑地方发展，GDP政绩观作祟，三地各自为政。其在当时采访中举例，天津碱厂由于所需的盐由外地输入，又面临运输成本高与铁路运力不足的问题，在天津已无优势，肖金成曾建议天津碱厂搬迁至河北或者山东等地，或从天津塘沽区搬到大港区，但塘沽区和天津都不愿意其搬迁。

    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思远也认为，当务之急是从顶层设计上考虑，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三方的平台，这是推动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地要发展，除了中央财政拨付，主要靠当地财税，但没有企业，就没有财税。”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一体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告诉新京报记者，现行的财税体制、官员考核等促使官员都为各自的地方政府考虑，长期以来制约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除了绩效考核，最牵挂的就是地方税收，在目前以地方为单元的财税体制下，很难进行资源共享，“企业转出去，地方就没利益了。”